江村經濟讀書筆記 -讀書筆記

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一書描述了江蘇吳縣開弦弓村經濟體系與特定地理環(huán)境的關系，以及這個社區(qū)的社會結構關系，因此將說明這個正在變化著的鄉(xiāng)村經濟的動力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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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這本著作，激起了我許多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的思考，再參看一些相關文章，又感到自己的思考稚嫩得很。但我仍將主要從這部書的方法論入手做一些淺顯的探討。
 

不同的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皆能從《江村經濟》一書中讀出許多建設性的東西。我們可以看到這部書對經濟社會學研究的貢獻、在人類學方法上的突破、對今天農村研究和農村改革的啟發(fā)等等。許多參考文章一致認同一點：《江村經濟》是費孝通先生用功能主義人類學的社區(qū)研究方法進行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實踐。我認為，在方法論上，社會學和人類學歷來有相互交流的傳統(tǒng)。英國人類學功能學派兩位大師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馬林諾夫斯基都承認受到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的影響。當布朗的結構功能主義和馬氏的功能主義傳播到美國之后，被美國本土社會學家運用進行現代城市社區(qū)的研究，創(chuàng)立了芝加哥學派，尤其是前者，受到美國本土社會學家重視和發(fā)揚，后來形成了影響深遠的結構功能主義流派。因此，我認為沒有必要去探究這究竟是一部人類學或社會學的著作。正是因為這部作品如此重要，才對中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同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方法論角度來說，《江村經濟》有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完成了人類學從對未開化狀態(tài)的關注向先進文化、本文化關注的轉變。之前，人類學家以研究原始文明和異文化為主要目標，這一特性使得人類學"好古、獵奇和不切實際"。馬氏在這部書的序言中高度稱贊了費孝通先生用人類學方法對先進文化、本文化進行研究的嘗試，認為"那面向人類社會、人類行為和人類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社學分析的人類學，它的進程是不可阻擋的"。因此，這部書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學界都具有標志性影響。
 

其次，采用田野工作的方法，深入農村社區(qū)，向西方社會展現了在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碰撞下一個中國南方農村社區(qū)的真實圖景，這本身就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對中國進行人類學考察一直是西方人類學界的一個興趣所在，由于種種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將西方人類學考察拒之門外，更增添了其神秘魅力，像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林耀華先生的《金翼》等都成為西方漢學家研究中國的第一手資料。
 

第三，采取了文化的功能論、系統(tǒng)論思想。早期的中國學者常常直接應用西方理論來研究中國社會。《金翼》運用結構功能論研究中國北方的黃村，《江村經濟》則是馬氏的功能論、系統(tǒng)論在中國運用的一個典范。費孝通先生把江村社會生活看成一個整體，考察了其經濟生活與其他社會結構的相互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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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經濟讀書筆記》(http://www.shangyepx.com)。如，"文化是物質設備和各種知識的綜合體。人使用設備和知識以便生存。為了一定的目的人要改變文化。一個人如果要扔掉某一件工具，又去獲得一件新的，他這樣做是因為他相信新的工具對他更加適用。"又如，"對文化的某一方面進行變革，自然會引起其他諸方面的變化。這樣的過程一旦開始，便會繼續(xù)下去，直到整個系統(tǒng)完全重新開始為止。"這些都反映了系統(tǒng)論、功能論的觀點。第十二章《蠶絲業(yè)》是最佳典范。蠶絲業(yè)的技術變革引發(fā)了社會組織和社會原則的變革，進而影響到社會結構的其它部分，如親戚關系等。另一方面，這一章也是對馬氏人類學理論中文化接觸三柱分析的一個應用。當然這部書不是馬氏理論的簡單應用，更是對其豐富和發(fā)展。馬氏的功能論過度強調共時性，缺乏歷史立體感，費孝通先生在《江村經濟》中自覺彌補了這一缺陷，將歷史維度考慮進去，進行了動態(tài)的文化變遷的分析。
 

《江村經濟》一書不同于一般的人類學著作，它帶有社會學研究的目標性和理論深度，并沒有像當時的很多社會調查那樣僅僅停留于實證考察，而是做出了進一步理論思考并提出一些解決方案——闡述了經濟生活與社會結構的相互作用，提出了農村土地的基本問題并建議實行土地改革、增加農民收入、恢復農村企業(yè)等等。在此，我覺得有兩點值得討論。
 

第一，這部書對中國社會學特別是經濟社會學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但書中經濟社會學的方法論思想來源于其功能論、系統(tǒng)論思想。正如馬氏在前言中所說，"他打算在他以后的研究中說明關于崇祀祖先的詳細情況以及在村莊和城鎮(zhèn)中廣為流傳的關于信仰和知識等更為復雜的體系"，可以看出，《江村經濟》有可能成為一部反映中國南方農村社會生活風貌的人類學著作的一個起點，有學者說《鄉(xiāng)土中國》便是費教授對此的一個進一步努力。我想，由于種種原因，這部書并沒有成為一部反映中國南方農村社會生活風貌的人類學著作的一個起點，而是成為他小城鎮(zhèn)的社區(qū)經濟研究的起點。這對中國學界來說是一個收獲的同時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不能不是一個遺憾。
 

第二，選擇經濟作為江村研究的切入點是有其必然原因的。在當時社會環(huán)境下，中國的危機強烈表現為民族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的危機，中國的社會矛盾也典型地表現為經濟上的矛盾。江村的社會變化是在其傳統(tǒng)經濟幾乎破產的情況下引入了新的技術、經濟方式產生的，因此，經濟問題是費教授首先要探討的。
 

另外需要多費一些筆墨抒寫的是對這部書另一個層面上的感受，即以費教授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先輩的深厚民族情感。眾多的學術書籍讓我深慮、反思、沉迷，但沒有一部學術著作令我讀完之后如此感慨。我是懷著深深地感動讀完《中國土地問題》的最后一段，沒有煽情華麗的文字，只有出于滿腔愛國熱誠和對民族危機的痛心疾首而發(fā)自內心的吶喊。這是中國老一輩學者的學術人格體現，我相信這也是成一名優(yōu)秀學者的基本要求。這份化為學術研究動力的民族熱情在我們今天學習研究中也同樣值得繼承和發(fā)揚，其價值絕對不遜于對費教授學術思想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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