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譯論研究基本模式對比論文

　　摘要：中西譯論研究古來有之，兩大翻譯體系中的研究模式各有特色，各具優(yōu)勢，不能簡單地以優(yōu)劣區(qū)分。本文試對中西譯論研究的基本模式進行對比，從歷史、特點、展望三個方面展開探討，主張在研究的方法上相互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在研究的范疇上營造出一個多元共存的和諧的局面。

　　1.中西譯論研究回瞻

　　中國翻譯的歷史源遠流長。自有翻譯活動以來，人們就沒有停止過對翻譯理論的探索，譯論研究經(jīng)歷了古代、近代、現(xiàn)代、當代四個階段�！拔摹迸c“質(zhì)”早在古代佛經(jīng)翻譯時期就是爭論的焦點，有的主張直譯，有的主張意譯，如東晉、前秦時代的釋道安和鳩摩羅什。此后一千多年間，雖然有相對的沉寂期，雖然對其理解和定義有相當大的差異，但圍繞著直譯、意譯的探討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清末資產(chǎn)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的“信達雅”之說一經(jīng)提出，便在譯界引起了長期激烈的爭論，但是它在我國翻譯界有廣泛而巨大影響。實事求是地說，時至今日許多翻譯工作者仍然在以“信達雅”這套理論指導他們的翻譯實踐活動，盡管由于時代不同人們已經(jīng)賦予其新的闡釋和要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傅雷在《高老頭》重譯本序中提出了“神似”的思想，將翻譯提高到美學范疇和藝術領域。十二年之后，錢鐘書在他的《林紓的翻譯》中發(fā)表了“化境”的見解。錢氏的這種見解與傅雷的“神似”十分接近，在“神似”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二者都是中國傳統(tǒng)美學思想在翻譯研究上的延伸。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由于歷史原因，翻譯研究幾乎停滯，但是中國翻譯工作者并沒有停止工作，他們在不被署名的情況下產(chǎn)出大量的內(nèi)部發(fā)行的翻譯資料和作品，為隨后的新的翻譯和翻譯研究高潮奠定了基礎。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中國大陸百廢具興，翻譯活動和翻譯理論研究也掀起了史無前例的高潮。傳統(tǒng)譯論的研究煥發(fā)新春，無論在量和質(zhì)的方面都有了長足的發(fā)展。與此同時，大量的西方的翻譯理論和研究方法被引入國門，形成了百花齊放，色彩紛呈的局面。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一批知名的翻譯理論研究學者，其中有辛勤耕耘數(shù)十年的譯壇老將，有年富力強中堅力量，也有相當多的新秀。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的翻譯理論研究逐漸成熟起來。雖然引介西方翻譯理論，崇尚西方翻譯理論仍居強勁勢頭，但是一些有造詣的學者們開始了冷靜的思考�！爸袊�翻譯界的學者們已經(jīng)能夠擺脫前期過多模仿西方翻譯理論模式的桎梏，不沉溺于簡單介紹西方的譯學理論，而是立足于民族自身的特定文化歷史積淀遺產(chǎn)，有選擇地大膽采擷若干西方成果，推陳出新，寫出具備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專著�！保ü颊�坤，2001）。

　　西方翻譯研究的歷史久遠，有人將其分為四個階段：古典譯論期、古代譯論期、近代譯論期和現(xiàn)代譯論期。古典譯論期包括古代到第四世紀末這段時期，譯論以圍繞希臘文化翻譯為特征，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塞羅等。西塞羅被認為是西方翻譯史上的第一位重要的翻譯理論家，約在公元前46年他在《論最優(yōu)秀的演說家》中說：“我不是作為解釋員，而是作為演說家進行翻譯的……不是字當句對，而是保留語言的總的風格和力量�！睆亩�引發(fā)了對于“直譯”和“意譯”兩種基本翻譯方法的思考，不僅主導了翻譯的實踐活動，而且確定了翻譯理論探討的方向。古代譯論期始于歐洲的中世紀至十八世紀，以宗教翻譯和人文著作翻譯為特征，主要代表人物有奧古斯丁等。奧古斯丁的理論涉及譯者必備的條件，翻譯中應注意的風格，與翻譯研究有關的語言符號理論，翻譯的基本單位和翻譯“憑上帝的啟示”、“憑靈感”等。他對翻譯的理論及對后世的翻譯研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近代譯論期始于十八世紀后期到十九世紀末。這一時期的優(yōu)秀譯品不斷涌現(xiàn)，涉及宗教、文學、科技等各個方面。在翻譯理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豐富的成果，阿諾德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阿諾德與紐曼之間就荷馬史詩的翻譯問題展開的大爭論，不僅涉及荷馬史詩的英譯問題，而且澄清了許多翻譯中的一般性理論和原則問題。尤其是阿諾德所提出的翻譯觀，甚至在今天仍然影響著西方的翻譯研究界�，F(xiàn)代譯論期始于十九世紀，一直到今天。這個時期，特別是二十世紀后半期以來，西方各國的翻譯實踐活動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其范圍、形式、規(guī)模和成果都是歷史上任何時期無法比擬的。與此同時，翻譯理論著作層出不窮，翻譯思想不斷更新，學派紛呈，人物輩出，是翻譯研究百花齊放的時期。

　　2.中西譯論研究的特點

　　中國譯論研究的傳統(tǒng)重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與翻譯實踐沒有直接聯(lián)系的理論研究不被多數(shù)人重視。因而從古至今，中國翻譯研究主要是圍繞如何解決翻譯中的實際問題和困難展開的，例如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嚴復的“信達雅”，傅雷、錢鐘書的“神似”與“化境”等。雖然二十世紀末以來，積極從事翻譯理論研究的學者們引進西方翻譯理論的研究方法，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有了占據(jù)翻譯研究主導地位的趨勢，但許多熱心于翻譯研究的學者們?nèi)匀蛔巫尾痪氲貜氖吕碚撝笇�實踐的研究工作，而且大多數(shù)翻譯工作者仍然關心的是你的翻譯理論是否對他們的實踐活動有沒有直接的指導意義。西方譯論傳統(tǒng)并非不重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但是其在闡釋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的同時，更為重視理論的抽象性、條理性和系統(tǒng)性，竭力透過實際操作層面去挖掘抽象理論。特別是從二十世紀以來，出現(xiàn)了從現(xiàn)代語言學、社會符號學、文化建設、女性運動、目的論等不同角度對翻譯理論進行更富理性、更為抽象的大量著述。

　　中國譯論研究重歸納、重宏觀把握、重結論，而西方譯論則重分析、重微觀闡述、重求證的過程。這就好比中醫(yī)和西醫(yī)，“西醫(yī)善于精確的分析，任何癥狀和體征都有一個科學的解釋，而中醫(yī)卻注重于整體的把握，不見得拿得出清清楚楚可以用數(shù)字證明的證據(jù)�！保ㄈ~子南，2000）。西方學者往往會用洋洋萬言分析一個翻譯概念，并不惜篇幅旁征博引、陳述定義，而中國學者則慣于提綱挈領，一言蔽之。例如“信達雅”、“神似”與“化境”、以及諸多的指導翻譯實踐活動的著述，都體現(xiàn)出了中國譯論的這一特點。一些西方學者甚至中國學者按照西方研究的標準看待中國譯論研究，認為中國傳統(tǒng)譯論談不上什么翻譯研究學說，充其量只不過是經(jīng)驗之談，這是不公正的。實際上，西方研究方法雖然具有條理性、系統(tǒng)性和有說服力的優(yōu)勢，但并非完美無暇，“其缺陷是往往見樹不見林，易犯鉆牛角尖式的瑣碎毛病或一葉障目的片面性錯誤，弱于綜合概括�！保ü颊�坤，2001）。就譯論研究而言，二者取長補短，互匡不及才是正確的態(tài)度和應循的道路。

　　中國譯論研究的傳統(tǒng)主要建立在二元對立的基礎之上。由于中國翻譯相對集中地發(fā)生在漢語言文化這個單一的體系之內(nèi)，翻譯研究的對象和基本模式易于找到可循的規(guī)律，這就在某種意義上導致了長期以來傳統(tǒng)譯論研究重視具體的語言結構對比，在原文與譯文對比研究和字詞句推敲上下工夫。直譯與意譯、信與順、神與形等的探究形成了二元對立的基本模式�；�于這一基本模式的翻譯研究揭示了漢語言文字與其對應的語言文字在字、詞、句、篇各個層面的差異及相應的對策，在指導翻譯實踐活動的理論成果方面是西方譯論所不能比擬的。但與此同時，這一基本模式又制約了研究領域的廣度和深度，缺乏遠瞻的創(chuàng)造性和進取精神。相形之下，西方譯論研究則建立在一個多元的翻譯體系之上。西方翻譯起始于古羅馬時期，經(jīng)歷了從同一“母”體系到不同“子”體系發(fā)展、演化的過程，即從古代拉丁語言文化體系，向后世歐洲各個民族語言文化體系發(fā)展、演化的過程。因此可以說，西方翻譯傳統(tǒng)是一個“多元的”翻譯體系。（譚載喜，1999）。建立在這種多民族語言文化體系之上的翻譯研究不可能局限于兩種語言結構的對比，難以找到一對一的可循規(guī)律，于是便更傾向于向更為廣闊的領域里去探索，走向具有普遍意義的，跨語言跨文化的層面，拓寬研究的范疇。

　　3.中西譯論研究展望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多元共存、促進發(fā)展將是譯論研究的必然走向。純理論研究制定解釋、預測翻譯現(xiàn)象的普遍原則，起到宏觀指導的作用，為應用理論的研究指示方向。沒有純翻譯理論指示方向，應用翻譯理論研究將很難開展和深化。另一方面，翻譯說到底是一種實踐活動，在譯論研究里需要有人研究對翻譯實踐有具體指導意義的應用理論。應用理論研究應當在純理論研究的指引下不斷開闊視野，在“新”字上做文章，拓寬研究的范圍，增強系統(tǒng)性和科學性，從而更好地指導翻譯實踐活動。

　　中國譯論研究長期局限于實踐應用或微觀操作層面，只是在上個世紀末隨著改革開放才開始引進和了解西方翻譯理論研究的方法、途徑和成果，逐步放開了視野。因而，我們以往從未涉足的理論研究課題將會在中國譯論研究領域占居重要的地位。將翻譯研究的領域擴大到文本之外，從文化碰撞的角度，從社會、歷史的角度，從意識形態(tài)、政策的角度，從委托人——譯者——讀者地位的角度，乃至結合后殖民主義、全球化、女性運動等來進行研究，將會為譯論研究開拓出廣闊的空間。

　　另一方面，圍繞著如何解決翻譯中的實際問題和困難而展開的翻譯研究，即解決“怎么譯”的研究，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都勢必會繼續(xù)下去。有人說“怎么譯”的問題，西方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已基本解決了，我國至遲在六、七十年代前也已基本解決。這種說法未免欠妥。翻譯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有關指導翻譯實踐的探索是無止境的。語言的差異、文化的差異、以及上述種種因素所造成的差異反映在翻譯實踐中的具體問題十分復雜，不是僅靠主觀擬想或宏觀理論就能解決問題的。深入細致、持之以恒的微觀研究不可或缺。事實上，許多中國譯論研究者和翻譯工作者仍然在這個領域里辛勤耕耘，孜孜不倦地探索。西方學者和翻譯工作者也不例外，他們在積極從事純理論研究的同時，并沒有輕視應用理論的研究和探索。他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xiàn)在為數(shù)眾多的各種層次的翻譯期刊雜志里。圍繞著應用翻譯理論的研究方興未艾，與純理論研究齊頭并進，并沒有陽春白雪下里巴人之分。而且，為了適應全球化發(fā)展的需要，應用理論的研究甚至有上升的勢頭。以美國為例，許多高等院校翻譯系部和翻譯研究中心在進一步深化純理論研究的同時紛紛開設雙語課程，積極從事應用理論的研究和教學。位于號稱世界語言之都的蒙特雷的國際研究學院翻譯研究生院涵括的雙語教學和研究竟達七個語種之多，包括漢語、法語、德語、日語、韓語、俄語和西班牙語。

　　就譯論研究的方法而言，中西各具優(yōu)勢不言而喻。但是我們更應當看到的是我們的差距。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學者們積極引進西方理論，利用西方理論提供的研究方法結合漢語言文化的特點，寫出了不少翻譯研究的文章和專著，其廣度和深度在不斷地進步，但我們的研究方法仍然有待于完善。中國譯論研究善于歸納和宏觀把握，弱于量化分析和微觀闡述。我們應當在保持自身優(yōu)勢的基礎之上，吸納西方翻譯研究的長處，培養(yǎng)和發(fā)揮從不同角度對翻譯現(xiàn)象進行理性、抽象研究的創(chuàng)新精神。與此同時，引進學習西方譯論和研究方法應當有所選擇，應抱有健康的心態(tài)，這樣我們才能以冷靜成熟的態(tài)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為我所用。目前，國內(nèi)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批在中西譯論及其研究方法上均頗有造詣的知名學者，但是其數(shù)量與我國龐大的翻譯及翻譯研究隊伍極不相稱，扶植培養(yǎng)新人、補充新鮮血液是當務之急，是重中之重。

　　總之，中西傳統(tǒng)譯論及其研究方法的特點或差異不能簡單地用優(yōu)劣來判定。我們不應當拒絕接受或排斥西方翻譯理論和研究方法，同時我們也不應當妄自菲薄，輕視中國傳統(tǒng)譯論和研究方法。那種認為凡是西方的一定就好就先進，凡是中國的一定就差就落后的理念是不正確的。二者之間的關系應當是取長補短、相得益彰。我們應當沿著百花齊放的道路不斷進取，營造出一個相互包涵、多元共存的和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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