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羅爾奎格利的文明史觀分析論文
卡羅爾·奎格利 系美國知名歷史學家，其代表作有《文明的演變:歷史分析導論》 以及《悲劇和希望:我們這個時代的世界史》 。在哈佛大學博士畢業(yè)后，奎格利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1941 年后轉任于喬治敦大學外事學院，直至1976 年。他在喬治敦大學所開設的文明史課程在大學生中極具影響力，并連續(xù)四度榮獲該校的杰出教學獎; 美國前總統(tǒng)比爾·克林頓曾受教于他，并在兩個學期的課程中都得到最高的乙級學分。1992 年，克林頓在接受提名的民主黨全國大會上這樣盛贊他的政治啟蒙者:
作為一名年青少年，我曾聆聽約翰·肯尼迪對公民身份的召喚。然后作為喬治敦的一名學生，我曾聆聽卡羅爾·奎格利教授所澄清的這個呼召; 他對我們說，美國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因為我們的人民總是相信兩件事情: 明天會比今天更好，而我們每個人都對此肩負個人的道德責任。
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其名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對奎格利也有提及。 然而對于這樣一位頗具影響力的文明史觀論者，國內學界鮮有論及。本文僅就其文明史觀框架及其對西方文明演變的論述予以簡要的勾勒和評論，以期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
在奎格利看來，社會科學一般來說總是關注人的集團而非單個的人。就歷史研究所關注的人類聚合體而言，可分為三個基本層次: 其一是群體，“一個群體的基本特點是其成員能說出誰在里面、誰不在里面”。其二是社會，“一個社會具有一種文化，因其是一個統(tǒng)一體，而作為一個統(tǒng)一體是因其成員之間具有比與局外人更多的關系” ; 而社會可細分為以漁獵為主的“寄生性社會”以及基于游牧或農業(yè)的“生產性社會”。其三是歷史研究的重心、即作為人類聚合體最高形式的文明，“文明是一個具有擴張工具的生產性社會”。
那么，什么是擴張工具? 奎格利認為，這意味著藉此組織的社會能提供三種東西: 一是能出現做事方式的創(chuàng)新; 二是產品的非平均分配能導致剩余財富的積累; 三是所積累剩余財富能用于做事方式的創(chuàng)新激勵。奎格利說: “這三者相加，就是我們所說的擴張工具”。
奎格利認為，任何文明都必須提供這種包括方式創(chuàng)新、剩余積累和投資支持在內的機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社會都能將提供這種創(chuàng)新激勵，例如很多原始部落不能進入文明階段的原因就在這里，但公元前2700 年以前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1200 年以前的中華文明以及大部分時間的西方文明卻具有這種活力機制。其次，剩余積累是文明的基本要素，所以擴張工具從狹義而言“應稱為剩余創(chuàng)造工具”。但這種積累不一定像后期西方文明那樣通過經濟組織來實現，例如在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以及古典文明中分別是通過蘇美爾教士的特權、國家所控制的稅收和供金以及古典奴隸制來完成的。第三，一旦其中的任何一環(huán)發(fā)生問題，文明擴張的速度就會明顯下降，但“通常中斷的是第三個環(huán)節(jié)，即在剩余對新式做事方式的支持方面”。
奎格利認為，任何組織的發(fā)展都具有開始時作為一種工具、卻以演化為一種機制而告終的傾向; 組織中的既得利益者逐漸偏離最初的宏觀目標，而將剩余積累工具轉化為滿足自我利益的工具，因而“所有的社會工具傾向于變成機制”。一旦某個文明將其擴張工具予以機制化，失去變革動力的既得利益集團與不滿于擴張衰減前景的大眾之間就會出現矛盾，“文明的緊張”時代隨之而來; 換言之，大眾已經有了擴張預期，社會機制已經適應了擴張; 如果擴張減速，文明就會面臨兩種對立力量趨勢的擠壓，從而發(fā)生危機。這時會出現三種反應，即改革、規(guī)避或反動: 改革是重新安排擴張組織使之成為工具、而不再是機制; 規(guī)避是發(fā)現新的擴張工具、特別是新的剩余積累工具; 反動是既得利益集團成功阻止改革或規(guī)避。如果這時不能通過改革或規(guī)避的方式找到出路，文明的衰退就會演變?yōu)殚L期性的痼疾。因此，文明的挑戰(zhàn)在于應對擴張工具機制化之后所帶來的各種后果。
在奎格利看來，擴張工具的機制化也
是我們理解文明興衰的關鍵: “我們所描述的這個過程———即一種擴張工具的機制化———將有助于我們理解文明的興衰。通過仔細地檢視這個過程，可將任何文明史劃分為連續(xù)性的階段�！� 文明的歷程據此可分為混合、孕育、擴張、沖突、普遍帝國、衰敗和入侵等七個階段。
第一，混合階段�？窭J為，任何社會或文明都發(fā)跡于不同文化之間的混合;但在為數眾多的文化混合當中，只有那些在混合區(qū)域———一般在舊文明的邊緣性地理區(qū)域———產生一種新文化后的樣本才值得討論。當這個社會以一種擴張工具組織起來之后，它就進入了一個新文明的第一階段。
第二，孕育階段。隨著創(chuàng)新的出現，剩余開始積累，而積累的財富被用于推廣創(chuàng)新; 擴張工具的應用導致了間歇性的文明擴張。這就是文明的孕育階段。
第三，擴張階段。該階段以產品增長、人口增長、地理擴張和知識增長的出現為標志。四種擴張形式之間互相提供刺激性動力，帶來科技進步和政治變遷，并使文明分化出中心和邊緣地區(qū)。
第四，沖突階段。當擴張工具開始機制化，文明的中心區(qū)域開始出現停滯和程式化，但因地區(qū)性規(guī)避的結果，邊緣地區(qū)仍在擴張。當擴張工具在整個文明區(qū)域都開始機制化時，就進入了沖突階段; 其顯性指標是擴張趨勢減弱、階級矛盾增長、帝國戰(zhàn)爭加劇和非理性增長。如果既得利益集團創(chuàng)造出階級壓迫工具、帝國戰(zhàn)爭工具或非理性工具并將其機制化，文明能夠將其擴張機制改造為擴張工具的前景就變得微乎其微。
第五，普遍帝國階段。作為沖突階段帝國戰(zhàn)爭的結果，文明中的政治單位數量不斷減少，最終只剩下一個完勝者，從而進入了文明的所謂“黃金時代”。正如中心地區(qū)在第三階段率先進入第四階段一樣，在普遍帝國階段它比邊緣地區(qū)更早地被文明中的某個政治單位所征服，而次中心地區(qū)則往往被更邊緣的地區(qū)所征服。在諸如埃及、克里特或俄羅斯等特殊文明中，文明區(qū)域在早期階段即為一個政治單位所占據，但在擴張速度衰減、階級沖突增長、創(chuàng)新活動減弱和非理性增長等方面仍可發(fā)現階段變化的證據。
第六，衰敗階段。黃金時代的和平榮景只是表象。因既得利益集團熱衷于非生產性支出，實際上缺乏真正的經濟擴張，帝國在過度成熟之后很快轉向衰敗。奎格利說: “衰敗階段是一個經濟嚴重蕭條、生活水準下降、各種利益集團內斗不斷以及文盲率增長的時代�！�
第七，入侵階段。當其因不愿保衛(wèi)自身、從而不能保衛(wèi)自身之時，衰敗的文明就為“野蠻的入侵者”打開方便之門。通常來說，這些作為“局外人”的入侵者屬于一種更年輕、更強大的文明; 隨之而來的是另一種形式的文化混合，其結局是舊文明被摧毀殆盡。
奎格利認為，由于人類具有自由意志，文明階段的演進并非總是符合線性規(guī)律。一般來說，當文化混合引出文明的第一階段時，擴張工具的存在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第二、三、四階段的產生。但如果在第四階段已經機制化的擴張工具得到改造或規(guī)避，擴張將重新進行，文明將再次回到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因而是最復雜、最有趣、也最具決定性的文明階段，特別是在該階段早期，危機與希望俱在。盡管歷史表明，文明在達到第四階段后無一不轉向第五階段; 但從理論上來說，文明中的競爭實體之間可陷入沒有贏家的消耗戰(zhàn)爭，從而在沒有實現普遍帝國的情況下直接轉入第六階段。同樣，文明也可能長期停頓在第六階段，而遲遲不肯走向滅亡; 由于海洋和沙漠的保護，埃及文明的衰敗階段持續(xù)了一千多年之久。
奎格利認為，文明與外部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一個終極性的考慮因素。一般來說，除非在早期或晚期，文明不會陷于來自外部的危險之中。但在第六階段，任何外來社會都會對文明構成威脅。當沖突來自另外一個文明時，勝利傾向于處于第三階段的文明，“但除非弱勢文明處于第六階段，誰都不至于走向毀滅”。例如，711 ～ 814 年間處于第二階段的西方文明能應付處于第三階段的伊斯蘭文明; 三百年后，處于第三階段的西方文明以十字軍東侵的方式回敬了處于第四階段的伊斯蘭文明，但也無力摧毀之。但到了1850 ～1920 年間，處于第三階段末期的西方文明再次與處于第六階段的伊斯蘭文明相沖突，結果以其普遍帝國———奧斯曼土耳其———的毀滅而告終。
二
奎格利主要列舉了16 個文明: 從新石器園藝文化中產生了古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印地文明和華夏文明; 從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產生克里特文明、赫梯文明和迦南文明; 從克里特文明產生了古典文明，而后者又產生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 印地文明產生印度文明; 華夏文明則產生了中華文明和日本文明; 此外重要的還有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當中最富有活力的無疑是西方文明，其力量摧枯拉朽，所及之處幾百個非西方社會、乃至五、六個非西方文明都灰飛煙滅。其力量源泉主要在于它的發(fā)展并非是一個依次演進的簡單弧線，而是構成了三次相繼性的擴張系列; 它在每次擴張階段后都進入了危機階段，但每次都得到規(guī)避或改革，然后重新進入第三階段。
西方文明同樣開始于一個文化混合階段 。這種混合肇始于300 ～700 年間因野蠻人入侵所導致的古典文明滅亡。在野蠻人部落、羅馬世界、薩拉遜人世界以及猶太人世界之間的相互碰撞中誕生了一種新社會。其中，古典文化的影響主要在于法律、政府、哲學和科學; 閃米特文化的影響主要在宗教和道德; 野蠻人的影響主要涉及社會關系和科技; 撒拉遜人的影響在于其古典文化的中介作用及其他偶然性事物。
西方文明的孕育階段 。在700 ～ 970 年間，這個新社會因資本積累和投資方式的變革而演變?yōu)橐环N新文明。這些變革主要包括: 防御方面從步兵向騎兵的轉變、能源使用方面從人力向畜力的轉變、農業(yè)技術方面從地中海式地犁和兩田輪作制向日耳曼式8 牛聯(lián)犁和三田輪作制的轉變、政治統(tǒng)治方面從集權式國家向以私權為中心的分權式封建網絡結構的轉變。在這種新體系中，得到裝備和戰(zhàn)斗訓練的少數男性從勞作的大眾那里獲得收入和服務，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不均衡的政治權力分配。只要交通不便和政治混亂延續(xù)，孕育階段將持續(xù)下去，因為剩余財富無法得到積累并被引入擴張渠道。
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擴張 。10 世紀末期，這種局面得到改觀，970 ～1270 年間因而出現了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擴張。擴張工具即是那種農民大眾支持騎士和教士的封建體系。隨著時間的推移，剩余財富的積累刺激了對長距離奢侈品的需求。12 世紀，商業(yè)的復興導致一個脫離于農業(yè)領域、居住在城鎮(zhèn)而不是莊園的新階層產生，布魯日、威尼斯和紐倫堡等地重商云集，商業(yè)、中產階級和城市生活的出現標志著西方文明的一次社會革命�；浇淌澜绲臄U張在馬可·波羅時代達到頂峰。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沖突 : 到阿奎那去世的1274 年，“封建組織、特別是封建領主已經機制化為一個沒有多少功能的過時結構，并且強烈抵制進一步的變革、捍衛(wèi)自己的社會地位”。
13 世紀時自足性莊園經濟開始向以商業(yè)交換、分工和城鎮(zhèn)為重心的新經濟轉變，社會關系呈現一種以金錢衡量一切的傾向。因騎士制度演化為皇室或公爵領地的雇傭兵制度，封建貴族的權力開始受到來自皇室官員、宗教領導人和富有資產者的挑戰(zhàn)。因不會書寫和計算，收入下降的貴族只好充當雇傭兵以尋求出路，這種需求構成了13 世紀末一系列帝國主義戰(zhàn)爭的基礎。在14 世紀，商業(yè)活動和手工生產因行會和市政的管制而機制化了，而城鎮(zhèn)進入了以保護消費者利益為主要目的、以“供應政策”為主要內容的“市政重商主義”階段，即第一次機制化了的資本主義體系。勞工短缺、貴金屬減少和黑死病等因素加劇了問題，階級抗爭和非理性異端盛行，“關于14 世紀和15 世紀初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歷史記錄相當豐富”。
西方文明的第二次擴張 。作為對封建組織完全規(guī)避的結果，從1440 年起基于另一種擴張工具的新生活開始呈現，“我們稱這種新的擴張工具為商業(yè)資本主義，它既是對封建主義的規(guī)避，也可被看成是對中世紀商業(yè)組織的改革。” 與早期擴張的封建根源不同，這次擴張需求來自日益壯大的君主和王子，其性質同樣是資本主義的，“對于資本主義，我們指的是‘一種以追逐建構在價格結構內的利潤為動機的經濟體系’�！� 因貿易中心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加迪斯、安特衛(wèi)普和倫敦等城市崛起。文明的中心位于北意大利、法蘭西和低地國家、西德意志以及英格蘭。美洲金銀的涌入所導致的價格革命摧毀了依賴固定收入的舊貴族，資產階級崛起。這次包括生產擴大、人口增長、對外殖民和科學革命在內的擴張階段持續(xù)到17 世紀末，大體對應于文藝復興時期。
西方文明的第二次沖突 。當商業(yè)資本主義這個擴張工具再度機制化時，西方文明再次進入了沖突階段。與以市政管制為重點的市政重商主義不同，國家重商主義以18 世紀的君主干預為特色，其主要目的是保護商業(yè)集團在流通領域的利益，并以“大宗產品政策”為施政重點，重要的例子有英國的航海條例和法國的科爾培主義。奎格利指出，將生產、流通和消費當中的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作為政策主導，都是經濟體系已經“機制化的一個明確指標”。1650 ～ 1750 年間人口增長放緩，物價跌落，階級沖突加劇，啟蒙運動前一度出現了非理性混亂; 從1667 年開始的路易十四戰(zhàn)爭是這階段帝國主義戰(zhàn)爭的前奏，而建立一個普遍帝國的拿破侖戰(zhàn)爭則體現了本次沖突的高潮，直到1815 年才趨于緩和。
西方文明的第三次擴張 。本次擴張包括1730 年開始的農業(yè)革命、1770 年開始的工業(yè)革命、1850 年開始的金融資本主義以及1900 年開始的壟斷資本主義，期間還穿插著1750 年開始的交通革命和1780 年開始的人口革命。擴張動力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其來源在于對舊有機制的規(guī)避，特別是有限責任和控股公司取代了早期的業(yè)主所有制或合伙制，“這種變化導致1850 年左右開始了金融資本主義階段，但它隨著1931 年9 月左右國際金本位制的瓦解而暴斃�！� 在這個階段，民族國家取代了王朝國家，大規(guī)模征兵制取代了雇傭軍，在此基礎上的西方擴張在19 世紀達到全盛，分別體現在殖民、生產、民主和科學等方面的巨大進展。西方文明的第三次沖突 。1890 年左右西方文明已開始出現第三次沖突的跡象，主要工業(yè)國家都發(fā)生了擴張收縮。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所帶來的擴張還沒有實現，而金融資本主義的機制化已經帶來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均; 由于壟斷資本主義以保護生產者的利益為導向，這種保護行為削弱了消費者的`購買力，同樣扭曲了整個經濟體系。工商界以卡特爾或商會的聯(lián)合應對縮小的市場，而農業(yè)與勞工尋求共同行動以提價或分割利益，結果是階級沖突日益擴大，暴力傾向加劇。帝國主義戰(zhàn)爭開始于布爾戰(zhàn)爭和美西戰(zhàn)爭，而非理性主義潮流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里達到巔峰; 武器的精密化和指揮系統(tǒng)的一體化使權力向寡頭集中，民族國家開始轉向意識形態(tài)集團。
三
喬治敦大學外交史教授朱爾斯·戴維德斯稱贊奎格利“是一位有力的、生動的演講者，能夠將理智的活力與廣泛的知識相結合，并對歷史研究的分析方法給予重要的強調�！笨窭救苏J為，歷史研究必須基于科學方法，而科學方法意味著收集證據、提出假設以及檢驗假設; 雖然在次序上證據位列在前，但沒有初步性的假設，將難以確定哪些證據切題，而即使是最終性的假設，也應該看成是嘗試性的，因為科學不會宣稱已經找到終極真理。因此，那些聲稱歷史研究不需要分析工具的人無疑是“天真的”，而《文明的演變》一書旨在驗證這種分析工具，“與其說它是一本歷史書，不如說是一種有助于歷史理解的、確定分析工具的嘗試�！�
為了確定某種獨特的歷史分析工具，奎格利設想了一個包含人、文化、環(huán)境三要素互動的、宏大的理論框架。他認為人受文化影響，環(huán)境影響人和文化，而文化必須融入環(huán)境; 換言之，人處于中心，文化處于中間，環(huán)境處于外圍。由于人的需求可分為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宗教的和理智的層次，文化也相應地分成這六個層面。因此，奎格利認為文明“生存于三維空間、四維時間以及五維抽象之中”。對于環(huán)境即空間的重要性，奎格利以中心與邊緣的對比來說明區(qū)域發(fā)展不同步的原因，而他對西方文明的搖籃即北緯20 度到東經80 度之間所謂“西北扇形區(qū)”的分析也予人以深刻印象。對于四維時間的重要性，奎格利以擴張工具的生成、機制化和再生過程來解釋文明階段的脈動性和波浪性。對于所謂的“五維抽象”，奎格利關注六個文化層面的交互影響，認為每個層面之間在形態(tài)學上的緊張降至最低是最理想的情況; 但某個層面的落后所構成的“文化差距”將對文明發(fā)展施加阻力，“例如，政治水平在形態(tài)學上跟不上，在經濟或軍事層面必然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以確保某種數值的生產或保護”。
但置于這種歷史分析工具核心的仍然是奎格利所說的“四維時間”方面所涉及的擴張工具。奎格利認為擴張工具決定了文明的產生、興盛和衰亡; 因應需求的存在而產生組織，這就是所謂的“工具”，但工具傾向于成為滿足自我目的的“機制”，機制化又導致社會沖突、經濟停滯和意志消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擴張工具學說強調剩余積累對文明孕育和擴張的重要性，這種分析工具與重視資本積累的唯物史觀貌似具有某些相似之處，實則有別。這至少可從兩個方面得以說明。從出發(fā)點方面來說，唯物史觀的資本積累理論是為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和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而擴張工具學說則是為了闡釋文明興衰的根本性動力; 從適用范圍來看，唯物史觀的資本積累理論試圖揭示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領域的一般規(guī)律，而擴張工具學說則不一定局限于經濟領域，也不局限于資本主義社會，例如西方文明最初的剩余積累發(fā)生在軍事領域，當時也不是資本主義社會。
奎格利在《文明的演變》中所提出的理論頗具啟發(fā)性，但所涉及的線索繁多，令人目不暇接、乃至眼花繚亂; 在擴張工具動力作用的基礎上，奎格利竭力向人們展示一種包含權力、 財富以及觀念三維度在內的文明內在關系圖景，但讀者的思路很容易在這個層次復雜、時段也前后“波動”的理論迷宮中走失。他以自己獨特的文明史觀來闡釋現代西方文明演變的鴻篇巨制———《悲劇與希望》———已經比較實證，但仍以分析內容為主，而其長達1348 頁的篇幅也相當考驗讀者的耐心。
在這兩本書中，奎格利都流露出自己對西方文明所抱有的優(yōu)越感; 例如他曾說:“西方文明并沒有從危機時代滑向普遍帝國時代，而是得以改造自身，并進入一個新的擴張階段。這在西方文明中發(fā)生不止一次，而是幾次。正是這種改造或多次重組的能力使得西方文明在20 世紀初成為主導性因素”。盡管1934 年之后西方文明進入了“多元性經濟”階段，但他并非對西方文明的未來完全自信; 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對民主所造成的侵蝕、精英組織“圓桌集團”秘密操縱英美政治議程存在的可能性———他認為證據確鑿———都使他憂心忡忡。在1900 ～ 1945 年間的第三次沖突之后，西方文明是否能發(fā)揚其優(yōu)秀傳統(tǒng) ，避免滑向普遍帝國的泥潭，從而再度煥發(fā)青春，奎格利對此沒有任何把握。當歷史的鏡頭轉向今天，冷戰(zhàn)結束后延續(xù)20 年之久的單邊帝國時代已走上末路，這是否意味著普遍帝國的最后盛宴，斯人今若在，當有何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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