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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哈姆萊特”-論一類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矛盾心態(tài)
在四十年代《詩的新生代》 一文中，詩人唐是曾精辟地概括過四十年代以《詩創(chuàng)造》、《中國新詩》為中心所形成的一個知識分子群體的思想特色：“一個浪峰該是由穆旦、杜運燮們的辛勤工作組成的，一群自覺的現代主義者，T·S·艾略特與奧登、史班德們該是他們的私淑者。他們的氣質是內斂又凝重的，所要表現的與貫徹的只是自己的個性，也許還有意把自己夸大，他們多多少少是現代的哈孟雷特，永遠在自我與世界的平衡的尋求與破毀中熬煮�！�
這一概括是與另一知識分子群體——“七月”派詩人相對而言的：“他們私淑著魯迅先生的尼采主義的精神風格，崇高、勇敢、孤傲，在生活里自覺地走向了戰(zhàn)斗。氣質很狂放，有吉珂德先生的勇敢與自信，要一把抓起自己擲進這個世界，突擊到生活的深處去�！�
在這里，唐是以哈姆雷特和堂·吉珂德這兩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文學形象來概括中國新詩派與“七月”詩派這兩個詩人群體的知識分子精神特征，是非常精辟的，其中蘊含的思想內容是相當豐富的。
一
中國新詩派詩人群體身上嚴重的“哈姆雷特氣”呈現為他們在理想與現實，個體與群體，啟蒙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與一統(tǒng)化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要求，現代化復雜化的個人審美趣味與通俗化大眾化的時代閱讀需求等方面的種種復雜性和矛盾性。
首先，在對待現實的態(tài)度，處理文學與現實政治的關系等問題上，他們有著自己深刻而獨特的“矛盾”特色： 一方面，他們主張介入現實，不乏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意識，開宗明義地宣稱：“詩從現實來，又回現實去”，認為詩歌不可能離開現實。
另一方面，他們又試圖保持文學的獨立性，反對當時盛行的把藝術降為第二性的附庸論，主張扎根在現實里，但又不要給現實捆住。 因而他們總是在文學與現實（包括政治）之間試圖“折衷”和“平行”，袁可嘉的“平行觀”是頗有代表性的，那就是“絕對肯定詩與政治的平行密切聯系，但絕對否定二者之間有任何從屬關系”。因而，他們既反對“藝術為藝術”學說的“虛幻”目的，也反對“藝術為政治工具”的“具體”目的。
這種平衡與折衷，當然是頗合辯證法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總結“五四”以來新詩各個流派創(chuàng)作得失經驗的結果。然而，卻留下了兩邊不討好的“阿喀琉斯腳踵”：不但國民黨因其“左傾”要刁難查禁，進步的主流文學又嫌他們進步不夠。在編《詩創(chuàng)造》時，他們委屈地申述：“近來又常聽到朋友們的責備，說我們這個小叢刊不夠‘前進’。這，我們除了愧怍之外，想順便在這里談談：我們今天生活在這樣多難窒息的地方，有感覺的人都難免想吶喊幾聲，但有時我們卻不能不把將自喉嚨里吐出來的聲音咽進肚子，這種苦衷，每一個<<詩創(chuàng)造>>的讀者都想知道。我們覺得裝‘前進’的幌子并不困難，問題是我們叫的喊的是不是由衷之言，住在華貴的大樓里高喊‘人民’，在我們看來多少是滑稽的�！�
其次，在個體與群體社會，啟蒙知識分子精神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等問題上，也是如此。顯然，在當時那樣一個社會矛盾激化，面臨兩大政治勢力的決戰(zhàn)，“將宇宙和我們/斷然地劃分”（陳敬容<<劃分>>）的時刻，任何人都不可能超然于現實并中立于兩大陣營。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新詩派詩人自然是矛盾重重的。一方面，他們毫無疑問是進步、“左傾”、向往光明的。他們的辦刊，甚至得到當時在上海擔任地下黨的文委委員的蔣天佐及許潔泯、袁水拍、戈寶權等黨員同志的指導與幫助（這些黨員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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