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論衡與唐代俗講
中國白話小說原出於佛教講經。唐代佛教與俗講之關系問題，前賢多有發(fā)明，如王國維《敦煌發(fā)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向達《唐代俗講考》、孫楷弟《唐代俗講軌儀與其本之體裁》、傅蕓子《俗講新考》、周一良《讀〈唐代俗講考〉》，等等，已輯入周紹良、白化文先生編輯之《敦煌變文論文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內。所論儼若專家古生物鑒定，以化石之靜態(tài)居於何種地質層，指陳斑斑，歷數(shù)演進痕跡，嬗變源流，判斷分明，遂成定讞。本文則稍異其趣。竊以為佛教由講經向俗講的流變，非特西來佛學傳播方式本身特點，亦與中土儒、道影響，尤其是三教競爭之動態(tài)大環(huán)境攸關，似有未經道出者。謹拈出“三教論衡”一題，略陳鄙見，弄斧班門，以為談助云爾。
一，“三教論衡”軌儀
論者每引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討論俗講的規(guī)模狀況，如：
“此貲圣寺，令云花寺賜紫大德海岸法師講《華嚴經》，保壽寺令左街僧錄三教講論賜紫引駕大德體虛法師講《法華經》，菩提寺令招福寺內供奉三教講論大德齊高法師講《涅槃經》……右街三處，會昌寺令由供奉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文溆法師講《法華經》。城中俗講，此法師為第一。”（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此中屢次出現(xiàn)“三教講論”一語，頗耐尋味。我以為，這是佛教徒參與過當時最高哲學宗教活動“三教論衡”的一種資格，也證明俗講往往是由“三教論衡”的講論者充任的。
《白居易集》卷六十八有《三教論衡》一文（亦載《全唐文》卷六七），記敘了作者參與的一次這樣活動的大略。其首云：
“大和元年（827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秘書監(jiān)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寺賜紫引駕沙門義林。太清宮賜紫道士楊弘元。”[①]
由“第一座”推測，其時不止白氏等人，而其“賜紫”“引駕”等名銜，亦正與圓仁描述相同。白文《序》云：
“中大夫、守秘書監(jiān)、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談論之先，贊揚演說，以啟談端。伏料圣心，飽知此義；伏計圣聽，飫聞此談；臣故略而不言；唯序慶誕，贊休明而已�！�
“談論之先”數(shù)語，似援成例�！帮栔薄帮劼劇敝f，足見儀式。以下應是“贊揚”頌圣的套語：
“圣唐御區(qū)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葉。大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圣慶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引諭。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萬姓，恭勤以修己，慈恭以養(yǎng)人；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會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
以下應是白氏與佛學代表對應之詞：
“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列禁筵，猥登講座，天顏咫尺，隕越於前。竊以釋門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靈山領岫，苦海津梁，於大眾中，能師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fā)問既來，敢不響答？”
白氏與佛教代表的論衡過程依次分為“僧問”、“對”、“難”，“對”，然後又以“儒書奧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fā)問”為過渡，開始第二階段儒家之“問僧”，依次也有“問”“難”過程。第三階段開始後又有《問道士》一節(jié)，稱：
“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回馀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大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凈之風。儒素緇黃，鼎足列座，若不講論玄義，將何啟迪皇情？道門楊弘元法師，道心精微，真學奧秘，為列仙上首，與儒爭衡。居易竊覽道經，粗知玄理，欲有所問，冀垂發(fā)蒙。”
依次“問”、“難”，而道士發(fā)問，亦經過同樣過程。儀規(guī)結束時，似例有《退》，其云：
“臣伏準三殿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敡之次，多自敘才能，及平生志業(yè)。臣素無志業(yè)，又乏才能，恐煩圣聰，不敢自敘。謹退。”
白氏所謂“承前舊例”，應是循前朝所遺軌議。按白以進士明經，但其詩風向以通俗，且精通三教著稱於史。[②]早年謫貶江州，就寫出了“本是無有鄉(xiāng)，亦名不用處。行禪與忘機，同歸無異路。”（《睡坐晏起》）并自注曰：“道書云“無何有鄉(xiāng)”，禪經云“不用處”。二者殊名同歸�！蓖砟陮憽度m》詩時，又有“禪那不動處，混沌未鑿時”之句。辭官歸鄉(xiāng)後，在《遇物感興因示子弟》詩的結尾中，又說“上尊周、孔訓，旁鑒老、莊言。不唯鞭其後，亦要軛其先。”後兩句是用《莊子·達生篇》之典，但是他仍然承認自己思想是以儒教為主導的。後世公認白氏深得三教圓融之旨，而且對宋明士大夫的思維及生活方式頗有影響，此是後話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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