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音樂人類學的定義與范疇

　　就中國大陸的音樂學科而言，此類欠缺至少有兩種具體表現：其一是在本學科領域內與海外的交流與了解不夠，其二是在本學科領域之外，不僅與海外兄弟學界的交流了解不夠，而且與國內兄弟學界的交流也不充分。在對有關的學術動態(tài)、信息和理論等等的互相介紹、了解和掌握上，中國大陸的音樂學界與國際學術界目前仍存在較大的時差。例如，從中國大陸現有的出版物來看，在介紹國外音樂人類學及其相關學科如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時，中國大陸的學者們所參閱和依據的資料和信息大部分是早幾十年甚至是已近百年之舊的文獻，少數較近期的資料也基本上限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止，80年代中期的就很少，再后的則更少。這類著述或譯介中有一些甚至沒有近20年來的信息。可能由于參考資訊的這種局限，這些中文出版物在介紹述評國際上有關的學術情況時難免出現未能把握全盤動態(tài)以及對最新進展了解不足的缺憾。這種狀況亟持改善。

　　上述情況使我覺得有必要撰寫一些系列性的文章，述介國際上當代音樂人類學及兄弟學科的理論動態(tài)與進展，為彌補上述缺憾盡一份力量。本文算是一個開篇，簡略述介海外學者對音樂人類學及其范疇的一些不同看法。我希望今后能繼續(xù)撰文述介其它課題，例如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兩性研究等與當代音樂人類學有關的新興學科或理論。在這些文章中我不可能對這些課題進行全面的論述，但希望至少能做一些述介和研討，并提供一些盡可能及時的學術資訊。必須說明的是，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國內的學者在本國的音樂研究和理論總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令人矚目。與國外學界的路向和理論相比，中國的這些理論有的與其不同，有的與其類似，有的與其相同。我現在述介國外的理論，不等于認為它們就比中國的理論高明，而是認為學者們有必要及時掌握國際上的學術動態(tài)。國外的理論不但可資借鑒，也可借以避免國內學者無端做出的重復勞動。例如，有時我們可以發(fā)現，有的中國學者關在國門之內花了許多時間獨自思考總結出來的理論，其實國外早已有了，本是用不著他們將寶貴的精力和時間浪費在這樣的重復勞動上的。

　　本文所說的“音樂人類學"，就是在西方被稱為"ethnomusicology"的學科。實質上，廣義概念的音樂人類學研究在中國早已存在；但是這一學科的西方概念與名稱在中國大陸的音樂學界被較為廣泛地介紹和討論則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才開始的。在80年代，中國大陸學者們見仁見智，對"ethnomusicology"的中文譯名、學科定義、范疇、理論、方法以及該學科在中國的情況如何或應當怎樣等等發(fā)表了多種不同的理解與看法，進行了相當熱烈的研討與爭論（注：例如：高厚永《中國民族音樂學的形成和發(fā)展》，《音樂研究》1980年第4期，第8-25頁。 董維松、沈洽《民族音樂學問題》，《音樂研究》1982年第4期，第33-40頁。 高厚永《中國對民族音樂學的研究》，《音樂研究》1985年第1期，第27-30頁。 魏廷格《建議用中國音樂學概念代替民族音樂學概念》，《音樂研究》1985年第2期，第119、78頁。 喬建中、金經言《關于Ethnomusicology中文譯名的建議》，《音樂研究》1985年第3期，第96頁。 盧光《"Ethnomusicology"一詞的辨義與譯名》，《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6年第3期，第24-26頁。 魏廷格《不單純是Ethnomusicology的譯名問題》，《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第98-100頁。 沈洽《民族音樂學家的音樂觀》，《音樂研究》1987年第1期，第66-74頁。 楊民康《國外民族學與民族音樂學在其發(fā)展史上的相互關系》，《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8年第1期，第35-40頁。）。在出現的多種中文譯名中，至今較為通用的是“民族音樂學"，但我卻不采用這一譯名而使用“音樂人類學"作為本學科的中文名稱。我認為，倘不考慮本學科的性質與內涵，而單純從"ethnomusicology"字面意思來看，僅僅從語言翻譯的角度來對這個英文單詞進行翻譯，則譯為“人種音樂學"、“人類音樂學"、甚至“民族音樂學"都要比譯為“音樂人類學"更加貼切一些。但假如考慮到本學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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