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墨子公德倫理的基本理念研究

中華道德文明源遠流長，不僅有占據(jù)主導地位的儒家傳統(tǒng)的主流學說，還有曾經(jīng)一度成為顯學，之后不幸中絕的非主流文化的墨子墨學。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當下，墨子墨學天下為公以及兼相愛和交相利的公德倫理思想，作為傳統(tǒng)道德文化的寶貴資源，值得進一步檢視、傳承和發(fā)揚。、墨子墨學:出于儒而又別于儒的曾經(jīng)顯學。

繼承中華民族優(yōu)良道德傳統(tǒng)，需要正本清源，通過比較，以科學的態(tài)度和方法才能達到批判繼承。如愛國愛民、公而忘私、見義勇為、身體力行、自強不息、勤儉樸素、與人為善、樂善好施、一視同仁、言信行果等，這些關心社翟和努力踐行的道德品質，人們習慣歸之于儒家的傳統(tǒng)。其實，這些中華傳統(tǒng)美德還緣自墨學的傳承漢代之后作為一種非正統(tǒng)或民間的道德文化流傳。自古以來，對于修齊治平等內(nèi)圣外王之道，包括對仁政的提倡及道德教育，儒墨兩家是極為相近和相似的，而歧義之處更多地反映了儒墨兩大學派的學術方向和文化價值。墨學的創(chuàng)史人墨翟生于孔子卒后與孟子生前十多年。在兩大儒家之間，可以說墨子是承前啟后，但是出于儒而有別于儒，另創(chuàng)了其兼相愛和交相利思想更為鮮明的墨家學派，一時間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代學術爭鳴新局而。

墨子何以要背離儒家創(chuàng)造新學?其前提是春秋戰(zhàn)國和諸侯紛爭，時勢為先賢們創(chuàng)造了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局面。據(jù)《淮南子》記載:墨子早年師從儒學，因不滿儒家的禮制和禮節(jié)的煩瑣，勞民而傷財，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但這一早期的記載或說法還不夠全而和深入，到底墨子所言的夏政是什么?還沒有清晰的論斷。筆者認為，墨子告別儒家乃是因為與其在思想體系上發(fā)生了重大分歧。雖然在社會觀、人生觀和道德觀上，墨子開始與孔子有許多共同點，而不同于主張以柔克剛和消極無為的老莊道家，也不同于主張專制獨裁和以法代教的法家。墨子同樣主張仁義道德，憂國憂民，有入世進取和改造社會的強烈愿望。但是，而對社會陷入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攻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戰(zhàn)國策書錄》)的局而，在如何選擇社會治理的方式和方法上，墨子卻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主張。墨子斷定:儒家的私德倫理及其弊端，與其以天下正義和福利為目標追求的公德倫理截然不同，所以墨子明確提出了非儒。墨子墨學更富有一種科學精神和公共意識，與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觀念構成了繼承和批判的關系。在數(shù)學、力學、光學、工程科學等方而，墨子均有深厚的基礎和重大建樹。在墨子墨學的宏大體系里，蘊育著遠大的學術理想，已試圖揭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存在的一種內(nèi)在和必然的聯(lián)系。其兼相愛和交相利兩大理念，可視為這一體系的最高程度的概括。而天下為公正是墨子墨學公德倫理的思想基礎，也是兼相愛和交相利理念或原則的基本前提。

二、墨子還是孔子，誰是天下為公的首義者?

天下為公的概念，一般可追溯至漢儒經(jīng)典文獻《禮記》，其中禮運篇有兩節(jié)均假孔子之言，描述了大同與小康兩種社會形態(tài):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鰓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zhí)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如前所述，雖然有史以來，被列為儒家經(jīng)典的《禮記》，其中記載了孔子倡導天下為公，加之晚清康有為等人大同學說的渲染，致使天下為公歸入儒家名下，但這是很籠統(tǒng)和很可疑的�！抖Y記》的匯存和流傳己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情。有史記載，孔子曾刪訂和整理六經(jīng)，作為教材內(nèi)容，其中記載了夏、商、周三代先前或曾有過天下為公的思想基礎�？鬃訜嶂杂诮逃�，搶救國故，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但六經(jīng)思想內(nèi)容多元而豐富，并非為儒家所獨有，而是先秦諸子百家著書立說的共同資源。墨子創(chuàng)立墨學，更多地是直接引用了《易》《詩》《書》《禮》等思想觀念。而且自漢代獨尊儒術之后，學術界如欲享承墨學，也只能是明孔實墨，即在孔子名下吸納和宣揚墨學思想�？v觀《論語》《孟子》等儒家經(jīng)典文本，尚缺乏孔孟儒家提倡天下為公思想和邏輯的支持。反而，當我們審視《墨子》整個思想內(nèi)容和體系，再與《禮運》篇作一對比，可見墨子才是天下為公的倡導者和首義者深入而全而地闡釋了天下為公的涵義。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禮運篇的天下為公是經(jīng)由儒家解釋和發(fā)揮的。而墨子的天下為公這一基本理念，主要是作為兼愛及公德倫理的思想基礎，并不等于說墨子就倡導具有理想化色彩的大同社會。把天下為公與大同社會聯(lián)系起來，其實還有理念與實踐在形而上和下的層次分別。毋庸置疑，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應是墨子親士、修身及兼愛的應有之義;而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乃是墨子是以老而無妻者，有所侍養(yǎng)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墨子兼愛下》)的翻版。筆者認為，墨子這些論述旨在對于兼愛交利和天下為公理念的闡釋，而不是對大同社會的具體刻劃，因為墨子墨學還有著與孔孟儒家絕然不同的義利觀和人性論，其倫理思想既非主張大公無私，也不贊成自私自利。墨子的天下為公思想觀念雖以夏政為指稱，但是主張社會進步和向前看的。而中國歷史上的大同社會，是一種大公無私式的理想的社會形態(tài)，主要是經(jīng)由后儒或后墨包括道家的想象和發(fā)揮，對古代這一似曾有過的原始氏族社會的具體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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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缺乏對墨子墨學公德倫理的深入考察，那么就容易導致針對天下為公的理念作出非墨化的理解:一是大公無私論，即從社會本體論上將公與私作為對立而，主張以公滅私，陷入大同社會的理想主義;二是一家王朝論，即家國一體的專制結構，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jīng)小雅北山》)，它們都是否認屬于人民的個人利益。因此，要克服有史以來傳統(tǒng)儒家文化重私德而輕公德(梁啟超語)的影響，堅持天下為公而非天下為家，墨子墨學的公德倫理思想確是一份寶貴的傳統(tǒng)文化資源，在努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當下，值得繼承、發(fā)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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