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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罚骸岸嘤嗳恕蓖纯鄡�(nèi)省的矛盾呈現(xiàn)
在我有限的視野中，中學教師對魯迅小說《祝福》的解讀，一直沒有出現(xiàn)較為新鮮的觀點和視角。在學習這篇課文的時候，我們總是把祥林嫂的悲劇作為重點來處理，從此出發(fā)，得到一個封建禮教殺人的結(jié)論。于是魯四老爺是封建禮教的代表，祥林嫂是底層人民的代表，而“我”則是一個同情下層人民而又軟弱無為的小知識分子形象。這誠然不能說錯，不過也帶來一個問題，就是把人物過多的臉譜化了。臉譜化帶來的問題很大，它是反語文的，抹殺了語文的豐富性，消解了作品的深度，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語文課堂的僵硬。在處理《祝福》這篇小說時，首先必須要搞清楚的，便是小說豐富的、多層次的意義內(nèi)涵。作為一個自足的文本，《祝�！反嬖诙喾N解讀可能。如何找到一把鑰匙，使得小說的多層次性、豐富性呈現(xiàn)出來，是一個較為重要的工作。這之后，才能考慮如何在課堂活動的組織中，與學生形成動態(tài)的互動，達成一個臨時性共識。
在小說眾多的矛盾沖突和悲劇性的生存狀態(tài)之中，究竟何者是更為根本性的？從我對魯迅小說的閱讀體驗來看，我認為，在解讀過程中，不妨將視角放到敘事人“我”的身上。解決了“我”的問題，也便解決了這個小說的全部悲劇的更深一層的內(nèi)涵。也即是說，除了祥林嫂被侮辱被損害的悲劇命運之外，還有屬于魯迅自身的更為獨特而深廣的悲劇內(nèi)涵。而這后一點，在以往的教學處理中，往往被忽視，甚至被抹去了。
魯迅的研究者汪暉認為，魯迅的全部小說，都是一種主體精神歷史的客觀呈現(xiàn)。汪暉將魯迅的小說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雙重第一人稱獨白的論證性呈現(xiàn)；第二種是第一人稱非獨白性敘述；第三類是第一人稱非虛構(gòu)小說。汪暉將《祝�！纷鳛榈诙悾吹谝蝗朔Q非獨白性敘述的小說。也即是說，魯迅在小說中，借助于第一人稱，將客觀存在的世界納入了自身的精神歷程，并在此基礎(chǔ)上思考其意義�！蹲８！分械摹拔摇北闶沁@樣一個具有復雜的心靈和內(nèi)省能力的第一人稱敘述者。表面上看來，“我”是在敘述一個與自己無關(guān)的悲劇故事，其實，這個“我”從頭至尾浸透著“有罪”之感。魯迅把祥林嫂的悲劇納入了與敘述人同時并存的有罪無罪的心理結(jié)構(gòu)，非“我”的、客觀的、他者的悲劇成為敘述者極力擺脫而又無法擺脫的精神負擔。正如錢理群先生指出，在《祝�！分校拔摇迸c祥林嫂的著名對話，祥林嫂扮演的是一個精神審判者的角色，祥林嫂幾個追問，逼得“我”無地自容。這里討論的是知識分子在下層人民悲劇里承擔什么責任的問題，所以魯迅寫農(nóng)民，是帶著罪感、責任感去寫。
正因為如此，小說故事的敘述過程，成為敘述者力圖擺脫內(nèi)心壓力與道德責任的潛意識的活動過程，這從小說中傳神入微的心理活動描寫可以看出。實際上，正是這種強烈的“擺脫”意識證明了敘事人與悲劇的必然的精神聯(lián)系。
汪暉指出，小說以第一人稱試圖擺脫內(nèi)心壓力的方式敘述故事，這一敘事模式本身便意味著對自我的追問和內(nèi)省的要求。當“我”以一種陌生化的眼光打量曾經(jīng)熟悉的鄉(xiāng)村的時候，當“我”告別了“故鄉(xiāng)”，并在內(nèi)心里對之產(chǎn)生了疏離感的時候，“我”果真與“故鄉(xiāng)”所代表的文化秩序毫無關(guān)系了嗎？“我”對故鄉(xiāng)的悲劇應負怎樣的道德的和歷史的責任？所以，不是祥林嫂的悲劇，而是這一悲劇與敘述者的獨特眼光和復雜心態(tài)的結(jié)合，才構(gòu)成了《祝�！返幕舅伎�，才使得它在眾多的相似題材的現(xiàn)代小說中顯得卓爾不群。
因此，小說描寫祥林嫂的悲劇，也正是在描寫作為知識分子的“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無法擔負道德和歷史責任的痛苦悲劇。基于此，我以為，可以進一步借鑒俄羅斯文學中“多余人”這個詞語來描述魯迅小說中的“我”——一個在舊歷新年回老家，卻感到格格不入的人，來加深對“我”這一角色的理解。
“多余人”這個概念最初出現(xiàn)在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中。赫爾岑在描述18世紀的法國時，講到了一種“古怪的人”：他們在本國是外國人，在別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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