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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tǒng)文化資料袋(2)
不僅創(chuàng)世神和始祖神如此，在對我國遠古神話英雄的故事傳說及對英雄的謳歌中，同樣也反映出一種崇尚奉獻與犧牲的精神。在這些神話中，大凡是為社會的進步、為人類的幸福而獻身的英雄備受人們的贊頌;反之，凡是那些不利于社會前進、有礙于人類幸福的神性人物則要遭到唾棄與批判。所以為逐日而死的夸父、射日除害的后羿、救民于水患的大禹等均在人民的心目當中占據(jù)著崇高的地位;被大水淹死之后變成鳥不停地以木石勇填蒼海的精衛(wèi)，也生生世世為人們所敬重。而那些殘害人類的神蛇、怪獸一般的反面人物，如果不被英雄誅滅，也會被歷史文化所誅滅。
中國上古諸神所普遍體現(xiàn)的獻身精神，是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話英雄所不具備的。在希臘神話中，其開辟神話充滿了血腥。巴比倫神話和北歐神話同樣也都帶有濃濃的血腥味。記載著巴比倫神話的《埃努瑪·埃立什》說，開初，神族有兩大派：一派象征著無規(guī)律的“混沌”，是從汪洋中生出的神怪;另一派象征著有規(guī)律的“秩序”，是從汪洋中分化出來的天神。創(chuàng)世的過程被理解為混沌與秩序的戰(zhàn)斗過程，最后秩序戰(zhàn)勝了混沌，且以混沌族神怪們的尸體創(chuàng)造了萬物和人類。北歐神話則說，天神奧丁殺死了強有力的冰巨人，以他的尸體創(chuàng)造了世界上的萬物。
中國上古神話中的尚德精神不僅僅體現(xiàn)在大神們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尚以及偉大的獻身精神，同時也體現(xiàn)在他們“保民佑民的責任感”上。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既是被人們所禮拜的神，就應該盡到保民佑民的職責。遠古時代，中國的許多著名的大神均具有始祖神的身份。這些始祖神均是自己部族中功勞卓越的人物，他們在為本民族的發(fā)展與壯大的過程中或在民族的重大變故中，起到過巨大的作用。他們成為本民族始祖神的先決條件也決定了他們作為大神的責任與義務。特別是自西周以來，由于歷史和政治的需要，諸子百家有意識改造神話中的人物形象，將人類理想的英雄美德都加在了他們身上。這種現(xiàn)象所造成的結果，使得存留在上古神話人物身上的野性消失得干干凈凈，有的只是道貌岸然、冠冕堂皇。于是這些上古的神話英雄或始祖神們以一種嶄新的姿態(tài)登上了歷史舞臺，由神祗搖身一變成了品德完美的人間帝王。首先，他們均以天下蒼生為重，平治天下、造福人類是他們的根本職責。其中大禹就是一個典范。大禹大公無私，為天下蒼生的幸福鞠躬盡瘁。其他如炎帝、黃帝、堯、舜等也莫不如此。同時，中國神話傳說中的上古大神們并不以天下為己有，而是舉賢授能，并且素有“禪讓”的美德。所以，堯年老后便把帝位傳給了舜，而舜同樣也將帝位傳給了大禹。這種境界如此之高之美，以至于后人甚至搞不清這究竟是史實還是神話了。
古希臘的神話與傳說表現(xiàn)出了與中國神話大不相同的文化特色。在古希臘神話中，天神與人類一樣，也表現(xiàn)出愛、恨、怒、欲望、嫉妒等凡俗的情感。 “潘多拉的盒子”便是一個例子：當人類被創(chuàng)造出來以后，英雄普羅米修斯幫助人類觀察星辰，發(fā)現(xiàn)礦石，掌握生產(chǎn)技術。作為天父的宙斯竟出于對人類的嫉妒，拒絕將“火”送給人類。普羅米修斯從太陽車的火焰中取出火種贈送給人類。宙斯發(fā)現(xiàn)之后就將普羅米修斯鎖在高加索山上，讓兇狠的餓鷹啄食他的肝臟。與此同時，宙斯加緊了報復人類的步伐，他命令火神造出美麗的潘多拉——“有著一切天賦的女人”，諸神賜給她柔媚、心機、美貌，讓她帶著盒子送給普羅米修斯的兄弟—— 厄庇墨透斯。厄庇墨透斯留下潘多拉，打開了那給人類帶來災難的盒子，于是從盒子里飛出了痛苦、疾病、嫉妒等等，從此人間便陷入了黑暗的深淵。對此，宙斯并不滿足，他又發(fā)動洪水來滅絕人類。
西方神話中的這種種行徑和中國神話的補天、填海、追日、奔月、射日、治水等神話相比，真是判若天壤，不可同日而語。如果宙斯不幸成為中國上古的神王，那么他早就被打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了。
中國上古神話中體現(xiàn)出的這種尚德精神，有一些是先天神話的內(nèi)在特質(zhì)，而另一些則是后天人為改造的。它是文明社會中文化的重塑與選擇的結果。經(jīng)過這種文化的重塑與選擇，在古老的大神們身上還遺存的一點點“人性”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遠遠脫離社會、脫離人類、高高在上、虛無縹緲的理念化形象，于是他們原有的神性也隨之削弱，他們成了人間崇拜的偶像，變成人間帝王們的典范。于是神話中的大神們最終演變成了人間的始祖，敬神變成了祖宗崇拜，神話變成了宗教崇拜。
正是這種尚德精神，使中國文化中處處體現(xiàn)出了對“德”的要求。在我們傳統(tǒng)的“修齊治平”的人生境界中，將“修身”擺在第一位也說明了這一點。只有“從頭做起”，先修身然后才能齊家，再后才能治國、平天下。在后天漫長的文明社會里，無論臣廢君取而代之，還是君貶臣、誅臣，往往都有從“德”方面找借口的。似乎只有這樣，一個又一個殺機橫生的“政變”或“貶誅”才顯得名正言順，順理成章。這種文化的選擇，甚至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在我們民族的思維和習慣中，依然處處可以找到它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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