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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氏“文化基因”理論新探

時間:2023-04-28 06:37:45 讀后感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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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氏“文化基因”理論新探

《紅樓文化基因探秘》是一部系統(tǒng)從“文化基因”理論入手,研究《紅樓夢》的書。其實作者馬經義先生早在《中國紅學概論》中,就有零星的篇章在做這樣的探索。

  今年暑假,苦苦尋求“從文化基因研究《紅樓夢》”究竟用了哪一種學術方法而未果,于是初步下了一條結論,它既不同于小說批評,也不同于文學考證。

  然而,一種新的治學方法的產生必然有它的背景和原因,“文化基因”也不例外,特別是目前還處于依靠《紅樓夢》闡述觀點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用一種紅學觀來給它“巧立名目”,找到門戶。

  索隱派的治學方法被先哲胡適先生定為“猜謎”,這個詞語帶有點調侃的味道,問題是憑借胡適整理國故,將乾嘉考據說和杜威實驗主義合流治學的本事,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創(chuàng)立的“紅學考證派”也是“索隱”中的一種,他不會對“索隱”如此看輕。再加上他批的蔡元培公也是名流碩儒,一代教育大家,又怎會玩起“猜謎”的把式。實際上,這個“猜謎”正是“索隱治學”的特點,諸君切莫以感情色彩看待。傳統(tǒng)學術中,注解經學是根正苗紅的高貴學問,孔子作《春秋》,撮其要,減其繁,每一個字猶如千鈞之重,此乃“春秋大義”,為了闡述這部《春秋》,后世用了汗牛充棟的文字,仍然難解其中的皮里陽秋。這也成了史學模板,《史記》很好的學習到了這種筆法。久而久之,經過漢代經學的發(fā)展,又變成兩派,“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都是索解著作中隱去的東西,只不過使用的方法不同!凹t學索隱派”承襲“今文經學”發(fā)展而來,“今文經學”的特點在“索隱派”中屢見不鮮。不同的時代能夠給出不同的“讀后感”。清人的“皇親國戚家世說”,民國的“政治小說說”,當今的“秦學”,“曹雪芹刺殺雍正說”。從這個角度看,“紅學”真可以與《詩經》,《書經》并列。享受到了經學的待遇。

  考證派的治學方法在于實證,直接來源于乾嘉考據說,更遠則出自古文經學。因為曹雪芹家世考,續(xù)書作者考,版本學都是在《紅樓夢》之外,被稱為“紅外學”不足為奇。因為很多人認為“紅學”就是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其實不然。“紅學”不可以與《紅樓夢》劃上等號,“紅學”很多時候研究的不是小說《紅樓夢》,而是把她當做一部“經書”來對待的。這樣既提高了小說在傳統(tǒng)學術的地位,也使得我國傳統(tǒng)學術在《紅樓夢》得到了很好的延續(xù),也使得大批懷舊的學者可以借《紅樓夢》繼續(xù)治傳統(tǒng)學術。

  為什么我們說索隱,考證是傳統(tǒng)學術中的“門戶”之一呢?因為公認的傳統(tǒng)學術三大基石“詞章”,“義理”,“考據”,索隱和考證用的方法就是“考據”,一個是考別傳,一個是考自傳。

  馬經義先生曾說過,“紅學”是傳統(tǒng)學術和現代學術的分水嶺,區(qū)別于任何一種學術。那么兩百余年的“紅學”是否有“詞章”,“義理”的治學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清代的題詠派,小說批評派(不同于王國維的治學方法),周汝昌先生《紅樓奪目紅》,《紅樓別樣紅》等隨筆著作中的部分篇章(對有些句子,詞匯的解析,很似“訓詁”的方法,但我對“小學”沒有基礎,不敢確認這就是“訓詁”)就是從“詞章”角度看《紅樓夢》。至于“義理”,周汝昌先生八十年代提出的“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就是從學術義理的角度打開的一條路子。那么“紅學”是否有現代學術呢?答案也是肯定的。王國維先生的《紅樓夢評論》,是現代學術的開山鼻祖,也為現代小說批評打下了良好的開端。后世的小說批評,其實都無出王先生其右。

  基本梳理完“紅學”流派和各自的治學方法,我們就從“文化基因”的治學步驟來看她采用的方法究竟是什么。說來其實很簡單,“文化基因”理論的治學方法可以追溯至胡適的“考證”,俞平伯延伸為“文學考證”,反過來我們就將胡適的“考證”準確的稱呼為“歷史考證”。周汝昌晚年還是沒有走出胡適的門下,其晚年隨筆體文章走進了《紅樓夢》,用的正是“文學考證”的例子。我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元”和“一”,“探”和“三”,曹公這里的命名暗示了什么?則我們要從以前的例子中來找尋求證這樣使用的巧妙!霸北硎尽耙弧钡牡胤,古代文化中很多,“狀元”,“元旦”等等。那么“探”表示“三”的地方,除了“探花”以外,還能不能有新的證據呢?這剛好就用了考證的方法!拔幕颉崩碚摰闹螌W方法雖然是以胡適為鼻祖,實際上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看儒家的文化基因”為例,他是用《紅樓夢》中的例子來求證書中“儒家文化”的存在。這個舉措不僅僅已經不局限在《紅樓夢》里,一方面在落實周汝昌提出“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觀,另一方面與余英時提出的“新典范”,找尋作品內部存在的有機結構,若合符契,有點“紅學革命”的苗頭了。另外這種方法也落實了“義理”,讓我們看到這部作品延展開去,能夠廣為拓展,欣欣向榮。

  這樣看來,“文化基因”理論結合了“考據”,“義理”,當然不乏現代小說批評方法的零星點綴。這種方法走出《紅樓夢》后,又能取得什么樣的成果,又能有什么生命力,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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